毛主义哲学

>> ☞ 对中苏关系历史的回顾（五） 第二件事情是，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不许我们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这也是苏联在上述的背景下向我党提出的意见。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对我们进军敌占区采取消极的态度。特别是我们进军东北时，苏联驻中国大使曾经通过我们驻南京的代表团，要我们在东北不要前进。后来更进一步，8月22日，斯大林用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电报给毛主席，要求我们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不要进行自卫反击，否则中国民族要毁灭。斯大林还要毛主席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订立停战协定，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中央在讨论斯大林的意见时，没有一个人赞成毛主席去重庆。因为那个时候，打了十年内战的蒋介石在抗战八年中间一直搞摩擦，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千方百计地要消灭共产党。与这样一个蒋介石谈判和平，那等于与虎谋皮。但是苏联当时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路线，生怕跟美国发生冲突，生怕中国内战打起来会引起又一次大战，所以斯大林用很严厉的口气要我们去重庆谈判，不要打内战，否则中国要毁灭。其实，内战并不是我们要打，而是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我们不能不自卫，不能不反击。后来斯大林又来了一次电报，仍然强调上述意见，一定要我们去重庆。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国民党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美国就会用飞机、大炮、海军帮助国民党，苏联也得受中苏友好条约的束缚，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他就是给我们这样大的要挟，硬是要压我们同意接受和平谈判。 中央反复讨论以后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也要考虑到中国已经打了八年抗战，人心向和，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国家，医治战争创伤，人心思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拒绝和平谈判，很显然是不策略的。所以中央，特别是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可以去谈判。毛主席说，不怕，可以到重庆去，可以谈判。 我们利用谈判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谈得成谈不成，责任在国民党。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揭露国民党，揭露国民党不要和平，要打内战。同时要通过我们驻重庆的办事处跟美国方面交涉，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就要保证他安全去安全回。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一口答应，而且说，他将亲自同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一起到延安来，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这样去的安全有了保证，但能不能安全回来还是一个问题。赫尔利答应他能保证这一点。所以后来赫尔利要蒋介石亲自写一个保证书，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这是后来赫尔利离开重庆回国之前，拿到蒋介石亲笔写的保证书对周恩来讲的。 毛主席、党中央灵活运用策略，把这个坏事变成了好事，后来签订了《双十协议》、《停战协定》，为我们准备自卫战争争取了时间，也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共产国际 #苏共 #大党主义

>> ☞ 对中苏关系历史的回顾（四） 第四个时期是从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就是斯大林晚年时期。这个时期虽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苏共在过去长时期养成的一种习气，一切以它为中心、一切以它为转移、以它为首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思想，这种习惯越来越严重，要求世界各国党都服从它的对外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考虑，要同英、美成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为着表示他是真正要跟它们搞同盟，不在它们国家内搞共产主义，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宣布解散共产国际。 我们历史地看问题，从共产国际的本身来说，应该说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各国党已经建立起来，可以而且也应该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问题，无需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共产国际来越俎代庖了。因此解散共产国际是对的。但是，当时斯大林那种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服从他的外交政策的想法是不对的。当时跟随英、美搞同盟是正确的，联合一切力量反对当时最凶恶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轴心，总的来讲也是对的。 这种情况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 第一件事情是美、英、苏三国首脑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1943年10月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承认，除东北三省外，中国是美、英的势力范围。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英承认：蒙古独立，中国东北归苏联，北朝鲜也归苏联，以换取苏联在打败希特勒以后参加太平洋战争打败日本。苏联答应给国民党一切道义的、物质的援助。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他们达成了这么一种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协议。后来苏联跟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友好条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签订的。 #共产国际 #苏共 #大党主义

>> ☞ 对苏共的《答复书》 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期间的宴会上，大骂我们提出“以苏联为首”，说“为首顶个屁用，等于一个公共痰盂，谁都往里面吐痰”。我们在《答复书》里明确指出，“为首”不等于当老子党，不等于不能批评，不等于一定要跟着你的指挥棒转。 在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不能由苏联一个党说了算，要经过协商，有分歧要从容地协商； 一次协商不成，再次协商，以达到协商一致； 不能采取表决的办法，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一定经过充分协商，大家同意了才能做决定。 这就是说，各兄弟党是独立、平等的，相互间不是依附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这是当时跟苏共关系中的一个要害问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挥动指挥棒指挥一切，我们提出需要时间请示中央也不允许，我们提出要修改一个字也不能。这种横蛮的、霸道的作风不是兄弟党之间应该有的。 这些意见都是9月7日在毛主席那里开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一致强调的，而且根据这些意见在会上就把《答复书》修改定稿了。 #苏联

>> ☞ 对中苏关系历史的回顾（三） 李立三同志回国以后，在1930年6月间领导中央做出决议，要发动全国革命，要争取一省或少数省胜利，来推动世界革命，并要在各大城市中搞暴动，要打长沙，打南昌。他错误地认为，现在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但当时斯大林还比较冷静，他曾说过，不要让红军去打大城市，现在还不能打城市，打下来也守不住。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对的。但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听斯大林的，李立三当然也不听。所以在半年时间内仍然搞全国暴动，企图夺取大城市。 1930年9月，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批评了立三同志。但是国际代表是用共产国际六月决议来批评立三同志的，而六月决议恰恰是反右，认为立三同志“左”得还不够，认为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结果犯了更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这个时候，王明、博古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共产国际的支持大反中央，认为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要搞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王明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结果召开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是1931年初开的。会议的决议完全是由米夫起草的。决议指责中央，并且改组了中央。王明和博古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 王明、博古路线从1931年到1935年为期四年多。博古到中央苏区夺权，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权。在这四年多中，王明、博古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主要是城市地区，也包括农村）损失几乎达百分之百，只有少数地方组织保存下来。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的错误才得到纠正。 第三个时期是共产国际后期，从1935年到1943年它解散的时候为止。这个时期，因为中央和共产国际联系比较少，所以影响也比较小。这时中央正在长征路上。后来红军到了陕北，中央跟共产国际联系也比较少。当时完全靠电台联系，电台设备又差，联系不好。同时，共产国际七大以后，路线还比较对头，一般不干涉各国党内部的事务。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使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事情影响比较小。 但是，也不是一点影响没有。比如西安事变，共产国际在开始时的分析是错误的，它认为张学良代表亲日派，西安事变是汉奸发动的事变。后来它才改变这个观点，认为“西安事变”应该和平解决。抗战初期，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统一的军队，这就是要求“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就成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根据。王明这次右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领导有关。但是这个路线没有能够在中央取得优势。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同意这种做法，而且还批判了这种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当时还没有提出路线问题，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才严肃地批判了这种丧失党的独立性的、投降主义的倾向。 #共产国际 #苏共

>> ☞ 对中苏关系历史的回顾（二） 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7月（蒋介石叛变以后）到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是共产国际中期，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共产国际给中国党提出的路线、方针，基本上是错误的，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是最大的。 1927年“八七”会议，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对国民党叛变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做认真的分析，没有总结大革命时期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今后革命采取什么路线、方针、政策。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创立了红军，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具体军事路线上是错误的，南下广东以后只在汕头地区等待共产国际的支援，而不是采取就地上山开展游击战争，造成起义的失败。后来退到湘南组织浏阳暴动，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八七”会议后回湖南组织的农民起义的部队会合。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原来派到国民革命里里帮助孙中山、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伦已经回国，另外派了一个叫罗明纳兹的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国党的活动。这个人的整个思想是托派思想，结果在革命低潮的时候，采取盲动主义的路线，到处发动暴动，下令广州起义，但是没有讲起义以后队伍应该怎么办，根本没谈到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是1927年10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时，苏联人罗明纳兹提出的一套办法，根本反对部队转入农村，还是要攻打城市，所以牺牲了许多干部。而且他还对我们党中央采取组织处理，进行干涉，把谭平山开除出政治局，警告毛主席和周恩来。 1928年，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代表有70多人。因为罗明纳兹在中国的时候，主张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所以参加六大的代表，从国内去的人大部分是工人代表，70多个代表中有40多个是工人。向忠发就是当时共产国际捧上去的，当了中央书记。 在六大期间，因为在苏联有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所以在六大代表中派别斗争也很厉害。大体上瞿秋白同志是一派，张国焘是一派。立三同志是站在瞿秋白同志一边的。会议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布哈林领导，但是实际工作是由一个叫米夫的人负责，他也提出增加工人成分的中央委员。王明就是这时被提拔为中央委员的。这个时候王明非常活跃，搞宗派活动，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实际上是反对中共中央。六大的主要功绩在提出土地革命的任务，但具体的阶级分析和其他政策还有许多“左”的成分。因为当时苏共在反对右倾，反对托洛茨基，后来又反对布哈林，所以也要在中国反右，在中国发展“左”倾路线。 #共产国际 #苏共

>> ☞ 对中苏关系历史的回顾（二） 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7月（蒋介石叛变以后）到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是共产国际中期，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共产国际给中国党提出的路线、方针，基本上是错误的，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是最大的。 1927年“八七”会议，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对国民党叛变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做认真的分析，没有总结大革命时期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今后革命采取什么路线、方针、政策。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创立了红军，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具体军事路线上是错误的，南下广东以后只在汕头地区等待共产国际的支援，而不是采取就地上山开展游击战争，造成起义的失败。后来退到湘南组织浏阳暴动，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八七”会议后回湖南组织的农民起义的部队会合。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原来派到国民革命里里帮助孙中山、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伦已经回国，另外派了一个叫罗明纳兹的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国党的活动。这个人的整个思想是托派思想，结果在革命低潮的时候，采取盲动主义的路线，到处发动暴动，下令广州起义，但是没有讲起义以后队伍应该怎么办，根本没谈到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是1927年10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时，苏联人罗明纳兹提出的一套办法，根本反对部队转入农村，还是要攻打城市，所以牺牲了许多干部。而且他还对我们党中央采取组织处理，进行干涉，把谭平山开除出政治局，警告毛主席和周恩来。 1928年，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代表有70多人。因为罗明纳兹在中国的时候，主张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所以参加六大的代表，从国内去的人大部分是工人代表，70多个代表中有40多个是工人。向忠发就是当时共产国际捧上去的，当了中央书记。 在六大期间，因为在苏联有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所以在六大代表中派别斗争也很厉害。大体上瞿秋白同志是一派，张国焘是一派。立三同志是站在瞿秋白同志一边的。会议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布哈林领导，但是实际工作是由一个叫米夫的人负责，他也提出增加工人成分的中央委员。王明就是这时被提拔为中央委员的。这个时候王明非常活跃，搞宗派活动，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实际上是反对中共中央。 六大的主要功绩在提出土地革命的任务，但具体的阶级分析和其他政策还有许多“左”的成分。因为当时苏共在反对右倾，反对托洛茨基，后来又反对布哈林，所以也要在中国反右，在中国发展“左”倾路线。 #共产国际 #苏共

>> ☞ 对中苏关系历史的回顾（一） 北戴河会议从7月14日到16日连续三天，由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和苏共的关系。 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谈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以后，大家一面讨论国内问题，一面很想知道我们跟苏共的关系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所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总理做一个系统的报告。 周总理经过一番准备以后，在7月14日开始做长篇发言，连续三天，每天一个上午，详细地介绍了从共产国际成立开始一直到最近我们和苏共的关系。 周总理的报告是分五个时期来讲的。 他首先说明，共产国际（1919——1943）的成立是必要的，解散也是适时的。尽管这中间有些缺点，但是大体上还是正确的，特别是列宁在世的那四年是正确的。斯大林主管共产国际的工作长达18年，总的来讲，支持革命是主要的，不许革命是次要的，他犯过一些错误，也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有的也改了。后来由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毛主席说：“两头好，中间差。”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是正确的。它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各国共产党已成长壮大。由一个中心来指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无利的。从赫鲁晓夫上台到现在是七年半，开始一段还做了一些好事，从1958年起就向坏的方面发展，一直到现在。 周总理说，共产国际和我们的关系在第一个时期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个时期是从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一直到1927年。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就派人到各国去考察、物色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在中国找到陈独秀、李大创，也找到戴季陶、王介民，通过他们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们也找了孙中山，甚至找过吴佩孚，觉得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放弃了。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立起来了。在1925一1927年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发动北伐，一直到占领武汉。这一段还是对的，但是后来就问题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多了。 #共产国际 #苏共

>> ☞ 对中苏关系历史的回顾 北戴河会议从7月14日到16日连续三天，由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和苏共的关系。 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谈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以后，大家一面讨论国内问题，一面很想知道我们跟苏共的关系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所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总理做一个系统的报告。 周总理经过一番准备以后，在7月14日开始做长篇发言，连续三天，每天一个上午，详细地介绍了从共产国际成立开始一直到最近我们和苏共的关系。 周总理的报告是分五个时期来讲的。 他首先说明，共产国际（1919——1943）的成立是必要的，解散也是适时的。尽管这中间有些缺点，但是大体上还是正确的，特别是列宁在世的那四年是正确的。斯大林主管共产国际的工作长达18年，总的来讲，支持革命是主要的，不许革命是次要的，他犯过一些错误，也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有的也改了。后来由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毛主席说：“两头好，中间差。”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是正确的。它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各国共产党已成长壮大。由一个中心来指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无利的。从赫鲁晓夫上台到现在是七年半，开始一段还做了一些好事，从1958年起就向坏的方面发展，一直到现在。 周总理说，共产国际和我们的关系在第一个时期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个时期是从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一直到1927年。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就派人到各国去考察、物色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在中国找到陈独秀、李大创，也找到戴季陶、王介民，通过他们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们也找了孙中山，甚至找过吴佩孚，觉得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放弃了。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立起来了。在1925一1927年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发动北伐，一直到占领武汉。这一段还是对的，但是后来就问题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多了。 #共产国际 #苏共

>> ☞ 毛主席谈如何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分歧争论 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在昨天跟哥穆尔卡谈话时讲到，不要在共同办的刊物上展开兄弟党之间的争论，不要一个党发表文章批评另一个党。在各个党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要公开批评别的党。两个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内部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历史证明，一个党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效果都不好。他说，这个问题跟多列士谈过，跟杜克洛也谈过，跟意大利党也谈过，跟英国党也谈过。他们都觉得，公开批评别的党的办法不好，即使意见正确，别的党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协议，不要公开我们内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 #革命者之间的团结问题

>> ☞ 领袖间的内部矛盾及处理（三） 毛主席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 毛主席说，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毛主席这时停了一会儿，大家知道他还没有说完，谁也没有插话。他接着就说了他六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他说，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斯大林曾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毛上席说，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约事宜。所以，周总理在1月2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 毛主席接着说，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 #斯大林